每一种文学形式都有其文体规定，这也形成了写作上的边界。但文体规定并非只是对写作的一种限制，与此同时，这种规定也常为写作者提供了便捷，让作者能够依托已有的程式进行写作。随着“当代诗词入史”“人工智能与诗词写作”等议题的推进，在当代诗词的写作上，这种边界性的讨论即显得尤为重要。从文体视域来考察，诗体与词体本身即存有差异，古人所说的“诗庄词媚”即本之于此。当然，无论是在诗体还是在词体的发展过程中，又都存在着“尊体”与“破体”的内在矛盾——例如唐诗既为古体、今体之分树立了格律上的壁垒，又在“以文为诗”的破体路径上进行了开拓创新；而宋词一方面提出了“词别是一家”（李清照《词论》）的主张，一方面又通过“以赋为词”等方式对词体加以变化。但随着诗词的案头化，诗体与词体之间的诸多边界渐趋融合。

　　不管是唐宋人对于诗体与词体的界分，还是明清诗论、词论中对于诗、词各体特性的进一步总结，可以说都是从“辨体”方向而展开，主要是在于加强其文体规范，提升其艺术水平。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其最终目标是指向“尊体”的。但当代诗词写作则不同：首先，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以往的文言传统被打破，伴之而来的还有人们文言思维的消陨；其次，随着近百年来社会生活所发生的剧变，一些传统的诗词语法、意象逐渐与时代相抵牾；再次，由于新文学体系的排斥，当代诗词无论是在创作层面还是在接受层面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异化。

　　随着西学东渐，诗词“尊体”的困境便已出现萌芽。至少自晚清以来，诗词写作的实践就偏向于从“破体”维度来实现。因诗词的体制是固定的，除了平仄、押韵的要求之外，绝句、律诗各有定字，不同词牌的正体、变体亦各有定句，故诗词上的“破体”实际上均是从内容上来进行。如晚清时期，黄遵宪、谭嗣同等人就已开始通过“新词入诗”对古典诗词加以改造。而近百年来，诗词对“创新”的呼声也始终是远远大于“守正”的，因此在“破体”上又出现了更多尝试，如：

　　白话的使用。白话、口语入诗，自古即不鲜见，即便是在名家笔下，亦多有以白话入诗者，如李白的“李白乘舟将欲行”（《赠汪伦》），杜甫的“西川有杜鹃，东川无杜鹃。涪万无杜鹃，云安有杜鹃”（《杜鹃》），辛弃疾的“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清平乐》）等，都是近乎白话的语言，哪怕今天看来仍是如此。但由于新文化运动以来现代汉语的影响，在当代诗词中，也有些作品会将现代汉语的语法刻意应用于诗词构句之中，形成了半今半古的风格，如聂绀弩的“这头高便那头低，片木能平桶面漪”（《挑水》）、“长身制服袖尤长，叫卖新刊北大荒”（《女乘务员》），相对于前述诗句，这类诗句的白话程度要更为明显。

　　新词的嵌入。现如今，“新词入诗”也是讨论较多的一个话题。在晚清时期，维新人士即已开始进行了此类实践。如黄遵宪的“所愿君归时，快乘轻气球”（《今别离》），谭嗣同的“纲伦梏以喀私德，法会极于巴力门”（《金陵听说法诗》其三），“虚空以太显诸仁，络定阎浮脑气筋”（《赠梁卓如诗》其三），在当代诗词的创作中，“新词”既有译自西方的外来词汇，如谭嗣同的“巴力门”“以太”；也有形成于现当代社会中的一些新意象，如“飞机”“高铁”“手机”“高架”等。

　　新旧体转化。除了白话入诗、新词入诗，当代诗词的“破体”实践还存在一种以“旧诗写新诗”的路数。与前者相比，“以新诗写旧诗”更多体现在创作思维上。新文化运动初期，由于“新诗”规范并未完全确立，因此在当时的“新诗”创作上还残留着不少“旧体”痕迹，如胡适的《蝴蝶》《希望》，都是以旧体的齐言且押韵的形式将“新诗”表现出来，依然套用了“旧体诗”的外衣。百年以来，在“新”“旧”诗的互鉴之下，诗词“新诗化”在技法上益发成熟，不但吸收了新诗的语言、意象，同时有些创作还吸收了西方现代诗的创作思想和理念，如当下的“实验体”创作，即在此方面有诸多探索。

　　关于诗词的文体规定，一直以来都是传统创作论中关注较多的一个问题。如针对诗体的规定而言，胡应麟曾在《诗薮》中总结道：“古诗之妙，专求意象；歌行之畅，必由才气；近体之攻，务先法律；绝句之构，独主风神”，刘熙载则在《艺概·诗概》中针对古、近体的区别时说：“古体劲而质，近体婉而妍”。而就词来看，词又分小令、中调、长调或令、引、近、慢，而每一种类型皆有不同的写作要求，正如张炎在《词源》中所言：“大词之料，可以敛为小词，小词之料，不可展为大词”。可见，古之方家，不仅对诗体与词体有所界分，即使是对于诗体、词体本身，不同体式也都要各明其性。也即是说，在近代以前，诗词写作更侧重于“尊体”，即便有所破，也并不曾轶出“古典性”及其文体规定的范围。这种文体上的自律，固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写作的空间，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对文体边界的约束，在技术层面实则是一种进步的体现。

　　关于现当代诗词的“破体”尝试，可以说直至今日仍方兴未艾，同时也无疑存在较多争议。察其缘由，一方面乃在于人们“尊体”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另一方面，则在于当下诗词的“破体”实践并未能超越前人审美范式。故无论是以“旧诗”写“新诗”，还是白话、新词入诗，都只是在小范围的创作群体中产生一些回响，未能变成普遍的、具有深刻意义的读者接受图像。

　　诚然，任何一种文体的发展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破体”也并非消极的现象，关键在于怎么“破”。正如胡应麟所说：“诗至于唐而格备，至于绝而体穷。故宋人不得不变而为词，元人不得不变而之曲”（《诗薮》）。当一种文体已近乎发展完备、没有太大的拓展空间时，除了选择“遁而作他体”，那么它的创新点就只能趋向于内容一边，包括其中的思想、风格、趣味等，如中唐的“以文为诗”、宋代的“变情入理”。毫无疑问，当代诗词写作的选择只能是前者，不管是“尊体”还是“破体”，其实根本目标并不矛盾——均是为了使当代诗词产生更高的文学价值，然后进入现当代文学史的视野。古有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词写作又何尝不是如此？（作者：张思桥，单位：安徽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