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茹楠

　　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回望改革开放初期（1978-1988年），从首批52名学者负笈海外到大规模留学人员归国创业，从“扩大派遣”的战略魄力到“鼓励回国”的制度激励，中国走出了一条从定向培养到开放聚才、从单向派遣到双向互动的人才政策创新之路。改革开放初期留学政策的成功转向，不仅书写了一代归国科学家的报国传奇，更揭示了“人才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的深刻道理。

　　历史之问：人才流动何以成为改革先声

　　1978年12月26日，52名中国学者登上飞往美国的航班，这标志着改革开放后留学派遣工作的正式重启。这一举措不仅是人才教育政策的时代性调整，更是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出国留学人员规模的逐步扩大，将海外积累的人力资本有效转化为国家科技创新的内生动力成为了党管人才促进科技创新的一个重要命题。据统计，改革开放初期10年，公派出国留学人员共计7.3万余人，回国近4万人，许多回国人员为我国科技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仍留在海外的人员中也有不少人成为间接推动我国科技事业发展进步以及科技人才培养的重要力量。从“派出去”到“请回来”，表面是海外人才政策的调整，实质是人才理念的重塑。改革开放前的留学政策，更多地服务于特定领域的急需人才培养，具有鲜明的计划性和定向性；而改革开放后的政策转向，则体现了对全球人才流动规律的尊重、对科学家主体性的承认、对国家创新体系开放性构建的战略自觉。这一转向，为中国科技创新注入了源头活水，也为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提供了历史镜鉴。

　　政策转向：从定向培养到开放聚才的逻辑演进

　　改革开放初期留学政策的转向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从“扩大派遣”到“鼓励回国”、从“情感召唤”到“制度吸引”的渐进式演进。1978年，教育部首先与美国商谈合作互派留学人员，派遣留学生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前奏，再一次拉开了中国与世界合作与交流的序幕。这一时期的核心任务是打破封闭，让中国科学界重新与世界接轨，首批赴美留学人员的成功，证明了这一路径的可行性，也为后续政策调整积累了宝贵经验。然而，随着出国留学人员数量的增加及成绩的日益凸显，如何鼓励科学家回国，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1983年，国家开始出台一系列鼓励留学人员回国工作的政策，包括科研条件保障、职务职称评定、家属安置等方面的措施。这一时期的政策逻辑开始从家国情怀的宏大叙事转向发展导向的制度激励，这既为归国科学家搭建施展专长的平台，也使其真才实学能够更有针对性地服务于国家建设所需。1987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发布了《回国留学人员工作安排暂行办法》〔(87)教学字025号〕，标志着回国留学人员工作安排进入规范化、制度化轨道。此后，各类人才引进计划、科研基金项目相继设立，为归国科学家提供了稳定的制度预期和广阔的发展平台。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是“请回来”从政策待遇转化为国家层面的制度安排，从个体动员升级为系统构建。这一转向，既是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具体实践，也是对人才流动规律的主动顺应。

　　创新引领：从个体回归到科技体系重塑

　　历史已经证明，谁能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谁就能在科技创新的赛道上占据先机。归国科学家群体的历史贡献，不仅体现在个体学术成就的取得，更在于他们对中国科技创新体系的系统性重塑。首先，他们是学科建设的拓荒者与架桥者。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科技界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学科断层与知识老化。归国科学家凭借在国际前沿的学术训练，他们在改造更新传统学科、创建发展新兴学科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同时发挥了沟通中西的桥梁作用。例如，在计算机科学、生物技术、材料科学等新兴领域，徐冠华、白春礼、黄伯云等归国学者不仅引入了新的知识体系，还建立了与国际接轨的学术规范和研究范式，为中国科技界的“补课”与“赶超”奠定了基础；其次，他们是科研体制的改革者与示范者。归国科学家带来的不仅是知识，更是先进的科研组织模式和管理经验。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创建者和学术带头人，他们引介新理论、新方法、新方向，推动了科研评价机制、团队协作模式、学术交流规范的现代化转型。例如，1986年回国的马颂德筹建了中法信息、自动化与应用数学联合实验室，1981年回国的裴定一推动了中国密码学体系建立。他们带来的示范效应远远超越了个人影响，带动了我国科研生态的优化升级。最后，他们是创新文化的播种者与传承者。归国科学家群体身上体现出的科学精神、国际视野和家国情怀，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创新文化基因。他们既精通国际规则又深植本土关怀，既追求学术卓越又心系国家需求，这为当代中国科学家精神提供了历史范本。从“出国热”到“归国潮”，价值脉络的延续与升华，正是这一群体最深远的精神贡献。

　　历史经验：人才政策创新的逻辑机理

　　回望改革开放初期留学政策转向与归国科学家创新引领的历史进程，其间蕴含的深层逻辑机理，对于破解当前科技自立自强进程中的人才瓶颈、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仍具有穿越时空的思想穿透力和现实指导意义。一是坚持战略逻辑，将人才流动置于国家发展全局中。改革开放初期的人才政策之所以成功，根本在于其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战略。无论是派遣留学还是吸引回国，都不是孤立的教育政策，而是科技政策、经济政策、外交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战略统筹，确保了人才工作的方向感和持续性。当前，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一轮科技革命，更需要将人才工作置于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框架中，实现人才链与创新链、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二是坚持人本逻辑，尊重人才主体地位，实现国家需求与个人价值的有机统一。改革开放初期的政策转向，一个重要特征是从情感召唤向制度保障的转变，使归国科学家能够在实现个人学术追求的同时服务国家建设。这种对人才主体地位的尊重，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具体实践。新时代的人才工作，更需在人文关怀、制度保障、发展支持上下功夫，形成“以事业聚人、以环境留人、以制度护人”的良性机制，让各类人才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聪明才智充分涌流；三是坚持文化逻辑，培育开放包容的创新生态。归国科学家群体的大有作为，离不开改革开放营造的开放包容氛围。这种氛围既包括对外部世界的虚心学习，也包括对多元思想的宽容接纳，更包括对创新失败的容忍理解，学术文化生态的优化，是人才政策最深层的支撑。当前，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更需在创新文化建设上持续发力，形成鼓励探索、崇尚创新、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

　　时代启示：从“请回来”到“用起来”的新跨越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改革开放初期从“派出去”到“请回来”的政策转向，为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提供了宝贵经验。当前，全球人才竞争日趋激烈，人才流动呈现从单向回流到双向循环、从个体迁移到团队流动、从物理聚集到网络协同的新特点。这要求我们超越简单的“请回来”思维，转向更高层次的“用起来”理念，即要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发展体制机制，使各类人才在创新创业中充分释放潜能。具体而言，需要实现三个升级，一是从政策引才向环境聚才升级，打造世界一流的人才发展平台；二是从物质激励向价值认同升级，营造尊重人才、尊崇创新的学术风尚；三是从国内循环向全球链接升级，在开放合作中提升中国科技创新的全球影响力。

　　从改革开放初期的“请回来”，到新时代的“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中国的人才战略始终与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同频共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我们更需要传承这一历史经验，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本文系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一般项目：24JDSZK132、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研究和改革项目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基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