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早上7：30到校，北京某小学班主任小影的手机就再没休息过：回复年级组工作安排，回复教研通知，联系家长处理学生工作……“每天使用手机工作时长在6小时以上，电脑则一直没有关过。”小影说；山东省聊城市的初中教师小谢最近十分发愁，领导让她在教学中体现人工智能，“可我觉得没必要，用了还没有传统的教学形式效果好，也没有人指导我具体怎么做。”

　　教育数字化大潮浩浩荡荡，类似的情况如今成了许多教师的日常。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首次将“以教育数字化开辟发展新赛道”列为九大战略任务之一，各地教育系统随之出台相关政策。硬件方面，目前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接入备案的教育App达3000余个，覆盖学校31.6万所，5G、IPv6、校园光网改造和区域教育云体系也在各地陆续落地。

　　然而，政策与硬件的“最后一公里”接通之后，许多教师却发现自己被卷入了一张更稠密的数字网络……

　　“现在的我下不了班”

　　“一听到手机的响声就条件反射般头疼，下课坐到办公桌前都不敢看手机。”山东省禹城市一名小学教师向记者表示，工作中最重的负担就是狂轰滥炸的通知，“很多通知是临时发的，往往需要马上处理。”一些App或者小程序需要自己安装、摸索，有的还需绑定手机号、付费；一些材料对文档格式的要求十分细致，包括不同的字体、字号、磅数等，然而其中许多内容却是重复的。

　　陕西的一位高中数学教师告诉记者，教育数字化让教学资源的获取更便捷了，但随之而来的是大量时间耗费在“筛选低质资源”和“重复填表”上，真正用于备课和教学反思的时间却被大大压缩了。自己经常会参加一些数字化培训，往往单向操作演示多，缺乏实操指导，质量普遍不高，“吃的是一锅炖，很少细化到学科，很多培训与教师的需求脱节”。

　　来自四川省成都市的小学教师小徐告诉记者，现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彻底没了边界。上周六晚上她本来在陪孩子看书，一位家长突然在微信群发消息说“孩子在家哭着说没听懂今天的数学题”，她只能拿起电脑找出课件，“拍照加文字”一步步讲解，等沟通完已经快11点了。

　　“现在的我永远下不了班。”小徐说。

　　教师数字负担从何而来

　　“有的教育数字化是形式上的数字化，并非真正为教育服务的数字化。”回顾自身的工作经历，小影感慨道。

　　这样的感受与中国教育报刊社组织的相关调研结果一致。受访教师反映面临数字负担的前三位是任务碎片化（75.1%）、隐性加班（67.1%），数据重复填报（48.9%），73.3%的教师指出行政要求（如检查/评比）是数字负担的主要来源，57.8%的教师提到自身技术能力不足。此外，60.9%的教师认为自己“缺乏针对性培训”，更有46.2%的教师指出“无效培训”是数字负担的来源之一。

　　本应为教师减负的技术却为他们带来了新的负担，为何出现这样的异化？

　　在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李阳杰看来，一些地区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价值偏移”，造成政策执行陷入数字形式主义等陷阱，“教育行政部门的政策设计初衷与学校应用数字技术的需要应保持一致，这关乎政策红利的释放”。

　　“过分注重形式的技术宰制，是当前教育数字化的明显误区。”浙江大学教授林玮表示，在各种技术深刻影响社会各方面进程的同时，教育往往保持着相对传统的课堂形态，即教育存在“惰性”（Inertia of Education）。而随着数字技术浪潮向教育延伸，没有太多前期铺垫和干预的教育者自然就会“叫苦不迭”。

　　“一线教师承受着技术赋能与教学创新的双重压力。”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左晓梅撰文指出，一方面部分教师对数字技术的快速迭代产生了职业认同危机，同时对潜在的伦理风险、安全隐患和教学效果的不确定性存在忧虑；另一方面，技术应用场景的模糊性也加剧了教师的执行困境。

　　上饶师范学院副教授万昆认为，数字技术的发展和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延伸和改变了教师的职能，教师角色出现了泛化、职责偏移、权责边界模糊等问题，同时“半数字化”的行政事务形态也加重了教师数字负担。

　　教师需要的数字化

　　对于教师而言，教育数字化是加负还是减负，关键在于明确“教师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数字化”。

　　“一线教师的诉求能否被涵盖到政策设计之中，关乎数字负担的生成。”李阳杰建议学校教育管理者应定期收集教师的数字使用感受、捕捉教师实际需求；教育行政部门可定期邀请一线校长、教师参与教育数字化转型相关主题座谈会，在政策设计上听取各方建议；技术企业应围绕教师真实诉求，调整产品设计思路。

　　“教育数字化不能交由数字本身‘一刀切’，教育管理、评价要保有人性的温度。”在林玮看来，数字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要避免“大拆大建”，让不成熟的技术进入课堂对育人会造成巨大干扰。国家在推进相关工作上应遵循“充分试点—有限推广—因地制宜”的原则，在保持传统育人模式长期稳定的基础上有限融入数字化。

　　在技术层面，中国教育报刊社的调研报告建议，建立数字工作边界机制，从制度层面明确数字工作的范围与时限，清理整合重复性、形式化的数字任务；推动教育数字平台的标准化与集约化建设，建立统一身份认证与数据共享机制，实现“一平台通办、多业务协同”，从根本上减少重复登录和填报。对于行政类数字任务过多、频次过高的问题，报告建议建立教育系统内部数字任务的联合审核机制，明确区分服务于教学的“教育数字化”与服务于行政管理的“事务数字化”。

　　报告还建议将教师的数字健康纳入学校人文关怀和支持体系，定期开展面向数字压力的心理疏导或团体辅导。

　　教师数字素养的提升是基础工作。万昆建议，教育部门要探索数字赋能教师职前职后培养培训一体化的发展，将数字胜任力纳入教师专业发展和评价体系中，常态化开展培训，“特别是要加强‘学习科学’的培训，以真正理解技术支持下的学习新样态”。

　　“教育数字化肯定是利大于弊。”虽然普遍面临着数字负担甚至由之带来的职业倦怠，但许多教师仍对未来充满信心。“希望少一些‘突击’，少一些‘内耗’，少一些事务性的工作，多一些业务上的支持，多一点技术性的纾困，多一些干货满满的培训。”一名小学教师说。

　　（本报记者 万景达 彭诗韵、单艺伟、杨楠、戚悦等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