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汉语》（第2版）书影。

　　《字词中的文化密码》书影。

　　《字词中的文化密码》内页。（图片均由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提供）

　　“十几年前，我刚进入出版行业，有幸数次随前辈到海外考察和观摩中文教学情况。世界各国的师生对中文和中国文化充满热情，让我们深受感动。但同时印象深刻的也有美国某所小学的中文教室书架上几本孤零零的、被翻得几乎破损的中文故事书……2018年，当我再次赴美时，在沉浸式中文课堂中所见到的各类中文读物品牌已多达数十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中国语言文化出版分社社长鞠慧的见闻折射的正是国际中文教育领域教学资源发展的可喜变化。

　　在她看来，这种变化对应的是，国际中文教材顺应需求，实现了从纸质到数字、从单一到海量、从通用型到个性化、从单一语种到多语种注释的全面升级。

　　来自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以下简称语合中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球共有国际中文教育教材19530种、数字教材3679种、慕课485门、微课1865节。

　　教材呈现多样化特点

　　国际中文教材种类繁多，反映出国际中文学习市场的细分化趋势以及教材资源开发的多样化特点。有数据为证——1949年到1960年，共出版国际中文教材种类达104种，2011年到2020年这一数字达8039种，增长约77倍。这其中，为满足区域国别化需求开发的本土中文教材，为满足不同学段、年龄需求开发的分级教材以及为满足专业、职业需求开发的“中文+”教材等，均有效满足了教学需求。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研究院编审、“国际中文教育教学资源发展报告”项目负责人梁宇表示，教材适用对象根据国别、年龄、文化背景、需求差异不断细分。目前，国际中文教材已涵盖国内外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社会教育五大教育层次，包括入门、基础、初级、中级、高级等多个级别，涉及综合、技能、要素、专用、文化、考试、工具书等多种类型。这其中，国际中文教材“低龄化”需求受到重视，中小学中文教材出版数量“迎头赶上”，与大学中文教材的数量差距逐步缩小。

　　根据第一部全球中文教学资源发展报告——《国际中文教育教学资源发展报告》的梳理，2000年到2020年，全球共出版面向中小学生的中文教材、教辅共1449种，其中教材723种，教辅726种；全球共有面向大学生及成人的中文教材1866种，其中综合类教材907种，技能类教材959种。

　　“中文+职业技能”教材应运而生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走出去”中资企业雇用海外本土员工越来越多。在此背景下，“中文+职业技能”教材应运而生，成为国际中文教育教材研发的一个重要方向。

　　2020年语合中心与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共建了全国首家“中文+职业技能”国际推广基地，依托基地研发“中文+职业技能”系列教材。目前，已研发了中文+物流管理、中文+汽车服务工程技术、中文+酒店管理、中文+机电一体化、中文+电子商务和中文+计算机网络技术6个专业18册教材（每个专业都包括初、中、高级三册），为后续师资培训、资源库建设、联合实训室、智慧教室提供了研究基础。

　　在新近出版的“中文+职业技能”教材中，颇受关注的还包括国家开放大学联合有色金属工业人才中心在国内的试点职业院校研发的《工业汉语》系列教材。这套教材是以听说为主的综合教材，包括“启航篇”和“基础篇”。前者包括《市场营销》《酒店服务用语》《光伏发电系统电力维护》《化工单元操作技术》《机电设备维修技术》《房屋建筑》《网络信息技术》《首饰制作工艺》等，后者则包括《玉器工艺》《环境监测与治理》等11种教材。

　　相关专家认为，这些教材有一个共同特点，即紧扣岗位需求，让企业员工快速掌握基本语言交流能力，了解中国相关生产标准和规范，并对中国文化有所感悟和认同，助力企业培养“通语言、精技术、知文化”的本土技术技能人才。

　　据记者了解，目前，机电加工、焊接技术、高铁等多种专业教材已投入使用并受到企业和学习者的认可。

　　数字化教材智能化、个性化

　　近年来，伴随高新技术快速进入国际中文教育领域，教学资源形态不断变化，智能化产品不断丰富，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大大改变了传统教学资源的供给方式，也对资源生态进行了数字化重塑。数据显示，在3679种国际中文数字教材中，中国开发的数字教材占47.4%，达1744种；国外18个国家开发的本土中文数字教材占52.6%，达1935种。

　　《字词中的文化密码》是一本融媒体动漫版教材，包括纸质教材、电子教材、动漫短视频课程三种形态。其中，纸质书和电子教材共15课，动漫视频共70个。值得一提的是，该书采用“微信体”版式，以中文课堂师生间的对话引出文化知识。

　　该书的编著者，暨南大学教授周健感慨道：“教外国人学中文30多年，有一个突出的感触——他们学中文的最大困难是汉字。”他一直在思考如何引导学生进入汉语字词中隐含的文化宝库，获取字词中蕴藏的文化瑰宝。但周健也知道，这类教材不易编写，因为不仅要做到内容生动有趣、文字通俗易懂，还需要在形式上活泼多样。比如，动漫就是当今社交新媒体的一个流行元素，如何将其灵活运用在教材编写中是一大挑战。

　　基于这些因素，周健在商务印书馆的支持下编就《字词中的文化密码》。“字词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承载着五千年华夏文明的丰富内涵和历史记忆。以字词为切入点介绍和传播中国文化，既是我们在中文课堂上将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相结合的一种尝试，也是利用国际中文教育资源创新讲述中国故事的一次努力。”周健说。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很多国际中文教材在传统媒介物方面进行了扩展，增加了含音视频材料的光盘等，甚至建成了数字资源App或在线学习平台，如《长城汉语》（第2版）等。

　　马来西亚吉隆坡卓越汉语中心是《长城汉语》的使用者，院长钱进逸说：“从吉隆坡卓越汉语中心成立之初，我们就开始使用《长城汉语》。如今，《长城汉语》（第2版）不仅拥有体现先进教育技术、符合现代化学习形态的学习平台和多媒体课件，而且推出了新版学生用书与练习册，是体系完整的国际中文教材。”（本报记者 赵晓霞）

　　新闻链接

　　2021年7月，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正式发布实施首个面向外国中文学习者的中国国家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标准规定了中文作为第二语言学习者在生活、学习、工作等领域运用中文完成交际的语言水平等级。标准分“三等九级”，以语言交际能力、话题任务内容、语言量化指标为基础，配以听、说、读、写、译5项语言基本技能，同时结合中文独特性，明确规定不同级别中文水平应掌握的语言知识，旨在形成一套“专业、开放、包容”的标准体系。

　　同年12月，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发布了《国际中文教育用中国文化和国情教学参考框架》。《参考框架》通过确定文化教学范围、描述文化教学目标和内容、梳理文化教学点、划分教学层级展示了文化教学的新理念和新思路。两部标准文件为课程设置、大纲编制、教材编写、资源建设、课堂教学等提供重要依据。

　　（资料来源：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