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夏雪

　　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中国科学院陆大道院士来信，认为科研唯SCI论人才，该改变了。新闻引发大众对国内科研评价标准的关注。

　　众所周知，近年来我国的科研产出增长迅速，学术期刊也在积极谋求向外发展，国际上的学术影响力越来越大。但是快速发展的同时，一些问题也浮出水面，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讨论，其中“科研唯SCI论”就是代表性的问题。这一方面说明了中国话语在国际学术界中的弱势地位，暴露了中国学术对外传播的不足；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国内学术界对于中国学术为何要“走出去”以及如何“走出去”等问题，在各方面准备不足。

　　SCI就本质而言，只是为了帮助科学家来找到自己感兴趣文献的一种文献计量学工具，即《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简称 SCI）。1960年，美国著名的情报学家和计量学家尤金·加菲尔德，创办了以数据出版为主的私人公司——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简称ISI），1964年开始正式出版SCI。经过50多年的发展，SCI已经成为世界著名的科技文献检索系统，位列国际六大著名检索系统之首，是国际公认的科学统计与科学评价的主要检索工具。无论哪个国家或地区的科研工作者，自己的学术文章如果能被SCI收录，无疑是一种荣誉。而ISI也不断扩大自己的业务领域，又建立了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简称SSCI）和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简称A&HCI），现已成为国际学术中评价体系最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影响着全球各地的科学研究工作。

　　那么SCI真的就那么科学么？其实从创建之初，它就存在着许多问题。首先它是作为检索工具被发明的，目的本身就不是为了进行学术评价，学术目标显然不能被工具所替代。其次，SCI是索引技术与统计学发展在图书情报学领域的成果体现，各种量化指标和算法是其存在的基础，存在各自的局限与误差，也不能被当作“绝对正确”的学术评价标准。再次，SCI作为学术评价体系的出现，是源于人们对于简单快速的追求。其创始人加菲尔德曾经这样评价道：“我不得不说，这些其实都是非常简单粗暴的方法。它对变量考虑得不够周全，计算出来的结果也不够准确，但是却很便捷。因此就很受欢迎。”近年来反思SCI，反思以影响因子作为学术评价指标的声音也越来越多。

　　在我国，近年来学术的国际化逐步成为学者、学术机构与学术期刊发展的一个新目标，突出表现以英文为主的学术期刊和学术论文越来越多，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越来越受海外学界的关注和引用。据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发布《期刊引证报告(JCR)》显示：2018年，中国大陆共有213 种期刊被收录，增幅为10.94%，位列Q1 区的期刊数量也上升至48 种。而且因为SCI等数据库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国内学术界愈发将其作为学术发展的“标杆”，或被动或主动都以能进SCI为荣，争进SCI搜索名录的现象愈演愈烈。并在努力挤入SCI的过程中，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招数，不仅背离了学术发展的规律与初心，甚至还出现了违背学术道德的咄咄怪事，难怪院士对此痛心疾首，发出了改变SCI论人才的呼声。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文史哲》编辑部回信中所指出的，“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中国学术成果需要“走出去”，更需要以独立的“中国话语”形式走出去，改变中国学术“话语逆差”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在国际上地位不相符这一不利局面，而不能被检索数据库所囿。对此，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有关中华文化传统、中国历史和经济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方面内容的相关期刊，已经取得了不错的发展。比如《文史哲》在海外已发行至3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已被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英国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与大英图书馆等200 多个海外机构订阅；《中共党史研究》也拥有600余个海外机构与用户……因此，如何在现有的国际学术秩序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建立中国学术的国际传播平台，破除以SCI为代表的国际文献检索迷思，是摆在学术界和出版界面前的课题，这更需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共同努力，创办更多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学术期刊、学术平台，不负总书记厚望。

　　（作者系北京科技大学期刊中心编辑、社会学博士）